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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3月9日，半年前从广州回到上海的陈独秀，在参加上海公学举行的“上海纺织工会”东部成立大会上演说，指出工人应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他在讲到香港海员大罢工胜利的意义时强调，上海的工厂和工人比广东多，但上海的工会反不及广东发达，“虽说两个地方的政治权力有保护劳工与劳工之分，但无论如何工人们总要自己去做的呀！”他号召工人“热心”做工会运动。在1921年9月返沪之前，陈独秀在广东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他利用职务之便，在广东办报刊，搞工人运动，办宣传讲习所和工人夜校，以及成立广东组织。离开广州之后，他仍关注（包括香港海员大罢工在内的）广州工人运动。在这一时段，广州的工会组织与工人运动，因为得到政府的保护，在全国各大都会中显然处于“排头兵”的地位。

　　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通过各种渠道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迅速扩大，在广东、北京等地，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成为潮流。20世纪2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五四刚结束，中国随之成立；1922年，陈炯明部在广州发动“六一六”兵变，中国政局可谓瞬息万变。中国工人组织在国内外形势激荡下，也从传统的行会、劳资混合的工会，转变为工人俱乐部和新式工会。由于得到政府的扶持，广东有组织的、自觉的工人运动登上历史舞台，标志性的行动是香港海员大罢工。本文写作截取1922年前后这一时段，乃旨在说明广州得风气之先、能成为中国大革命（国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因素之一。

　　清代一口通商时期，以十三行为基础，广州富甲一方，手工业十分发达。“五口通商”以后，门前的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广州虽然仍是通商口岸，但地位已大不如前。不过，事情都有两面性。迄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省港间人员物品往来，毋须检查通关，兼以西江内河允许外轮航行，省港之间息息相通。伴随西方殖民者来华的除了宗教，还有交通工具及机械修理、房屋建筑及各类生活设施。据此，在中国传统手工生产百艺之外，增加了新的生产方式，新式产业工人阶级亦应运而生。洋务运动易名之即为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买办阶级很快转变为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部分。中国近代化步伐并未因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运衰落而停止。由广东移民构成的上海社会群体广肇公所，集结了多位实施中国早期近代化的重要人物。广东人得风气之先，还体现在近代维新、革命两派的首领均来自广东。按照历来的说法，不论维新或革命，两派的政治纲领，都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有资产阶级就有共生的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那么，在19、20世纪之交，中国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状况什么样子，他们有什么诉求呢？

　　关于广州地区的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首先应提到刘师复等人的无政府主义宣传和活动。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是中国同盟会时期通过日本从欧洲传进来的。黄花岗起义失败后，1911年刘师复在香港成立“支那暗杀团”，陈炯明参与其中。辛亥革命后情势变化，其成员在广州成立“心社”，1913年出版《民声》周刊，仍从事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宣传，并开始从事工人运动，要求八小时工作制、鼓吹工团主义，唤起劳工觉悟，鼓动劳资对立。无政府主义运动在1915年刘师复病逝后受到削弱，但尚未结束。1918年五一节，无政府主义者联合华侨工业联合会，邀请士敏土厂、石井兵工厂、雄球丝厂、协同和机器厂、印字行、茶居、理发等多个行业160多人，在长堤石公祠举行首次五一劳动节活动。1919年，无政府主义者在天成路组建茶居工会，在册会员逾万人。该会主要职能是：议订工资和福利条例，保护工人人身安全、失业保障措施和促进职工技术交流等。该会经广东警察厅备案，是广州工会第一家。这段时间组成的工团组织还有广州洋务惠群工会（1913年）、广州派报工会（1915年）、华侨工业联合会（1917年）、广州工团总会（1919年）等。较大规模的工人罢工斗争，有1914年10月招商局、怡和、太古三公司行船工人为增加工资向资方提出要求未遂而举行的罢工，1915年广州海员、搬运工人日货的斗争以及1918年由无政府主义者鼓动的广州石井兵工厂工人的罢工斗争。1918年，全国机器总工会在国内仅在广东、福建设有机器工会。

　　是月底，香港湾仔市民开展日货活动，由此工人开始组织工人团体；学生也组织“策群夜义学”，为以后香港的工运、学运打下了基础。7月上旬，广州等各界举行了多次，向军政府请愿。11日，广州全市罢工、罢课、罢市。警察厅布告制止无效。13日，机器总会工人、自来水工人罢工。14日三路（粤汉、广三、广九）工人、人力车夫、轿夫、洋务工人继之罢工。以后数日，工商学各届继续抗争，察，伤、捕多人。孙中山、唐绍仪及护法国会议员出面调解，军政府、督军署始停止，释放被捕群众。在22日全国学联发表《终止罢课宣言》后，运动转入低潮。

　　1917年岁末，孙中山接收即将离职的广东省省长朱庆澜移交的二十营省长亲军约八千人，任陈炯明为总司令。所部从广州、惠州先后启程赴潮梅，次年5月入闽，号“护法援闽粤军”，“粤军”正式取名始此。粤军以漳州为基地，控有闽西南26个县，至1920年8月返旆，驻扎达两年零四个月之久。陈炯明早年接触过社会主义思想，与时俱进，在闽南护法区推行“新政”，引导民众改良旧俗，训练民众参加实际政治，改进生产与教育，派遣留学生。他参与新文化运动，1919年12月创办《闽星》杂志，介绍新俄状况，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并亲自撰文陈述本人的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炯明的作为引起苏俄的注意，苏俄派员到漳州了解情况。陈致函列宁，称“列宁我师”，希望共产国际能派人来指导。他还与陈独秀建立联系。1919年12月，护法军政府接受陈炯明建议，筹设西南大学，并请已在不久前辞去北大教职的陈独秀来主持。

　　广东自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政权结束，龙济光主政，迄1920年10月底桂系政权倒台，前后七年岁月，粤人称之为“亡省”。所以，陈炯明以“粤人治粤”建模范省为号召，颇得民心。陈为践行他的政治理念，要在位子上有所作为，大前提是像其他主张“联省自治”（联治）的省份一样，制定“省宪”。在实行地方自治方面，制定了县自治条例，进行民选县议员、民选县长。他拟制《建设方略》，作为模范省建设方针，禁赌禁烟，裁兵减政，整顿财政，规划实业交通，刷新警政。他加强教育改革，设立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推行教育行政独立，教育经费独立，扩充师范教育与中等教育，加强高等教育（筹办广东大学），省库拨款支持留学生与社会教育，推行司法独立与扶持劳工运动（有关扶持劳工运动问题后边还要讲到）。

　　在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广州地区占统治地位。梁冰弦等人先后创办的《民声》《劳动者》等刊物，在揭露工人所受剥削压迫困境，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罪恶，批驳某些报刊宣扬阶级调和和通俗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潮等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同时，宣传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也在广州报刊上发表出来。如《惟民》周刊（1919年8月）、《线年），分别在省港两地出版，它们在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状况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香山人杨匏安作为广州《中华新报》兼职记者，1919年11月在该报副刊上撰文系统介绍欧洲出版物所载世界学说以及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其中《马克思主义又称科学社会主义》一文连刊了19期，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史称“南杨北李”（大钊），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另外，护法将领湖南人林修梅，于1920年底在广州发表《社会主义的我见》及《社会主义与军队》等文，称“我相信马克思派的在今日中国社会情形最为合适”，盛赞马克思主义。广州五四运动时期省城内外的多名学生领袖都成为广东组织的早期成员，故称五四运动为中国成立准备了最早一批人才，至少在广东，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1920年夏，陈独秀原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广东人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毕业返回广州从事革命活动。他们与陈保持联系。8月，上海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谭等亦成立广东青年团组织。他们为筹办《广东群报》（该报于10月20日发刊），曾致函陈请求支持帮助。陈复函热情鼓励，谓“广东和广州是我国重要的省城，在历史上是革命策源地，曾多次起过先驱作用，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而今后应顺应历史潮流，发挥更大作用。”《广东群报》发刊时，陈又致函祝贺，希望他们能继承历史传统，激流勇进，以为民先驱的精神，肩负开启民智的重任，扫除旧社会一切陈规陋俗，决不随波逐流，做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资本家之应声虫。该报的创刊号宣称，其宗旨是“专为宣传新文化的机关”，目的就是主张改造社会。陈独秀在10月2日写了《敬告广东青年》，刊在创刊号上。陈炯明返省主政后，在经费上支持该报运作。

　　陈炯明办西南大学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他要陈独秀来广东办教育的初心未改。陈要陈独秀办教育，旨在提倡新思想，发展新文化。陈独秀深知当下办教育之难与广东野蛮势力之严重，所以他提出要求：（1）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2）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3）行政措施，与教育提倡之学说作同一趋势。陈炯明表示完全同意。陈独秀遂允赴粤，12月29日抵广州，旋提出教育改革计划。1921年1月中旬，陈就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后，教育委员会即开会决议筹备编译局、宣传员养成所、贫民教养院、劳动补习学校等社会教育组织。他不断在广州多所学校发表讲演，创办《劳动与妇女》周刊，在报上刊文，还参加了广州理发工会成立会并发表演说。

　　陈独秀认为：“现在孙中山、陈炯明在广州已建立了政权，正是开展民众运动的最好机会。但是，领导民众运动，个人领导是比不上组织领导的，就是一个小团体，也担负不起领导民众运动的历史重任，为使广东民众运动获得重大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领导组织。”“此时，上海各地已有集团的组织，名称就叫‘’。我的意见，广东也应该建立一个的组织，去担负起领导民众运动的任务。”于是，1921年三四月间，广东组织宣告成立，初由陈独秀任书记，后由谭平山继任，谭植棠任宣传委员，陈公博任组织委员，确定以《广东群报》为机关报，并着手重建广东共青团组织（与团内的无政府主义者告别），将刘尔崧、阮啸仙、杨匏安等人吸收入党、团。陈独秀还任命陈公博为“宣传员养成所”所长。又成立注音字母教导团、俄语学校。凡此，都是为了强化在广东宣传马克思主义。所有这些举措，为在广东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在广东创建党、团组织培养干部，为开展工农运动创造了条件。陈独秀主持广东教育改革的种种措施，包括首先在全国开创男女同校，一开始便遭到各种顽劣势力的攻击诽谤。但他得到陈炯明的坚定支持，不同意他辞职。因为在广东坚持工作，致使他未能返回上海出席一大。由于在广东的工作前路坎坷，看不到前景，再加上刚成立诸事鞅掌，作为第一把手（中央局书记）不能久旷职守，故陈独秀在未免职的情况下仍决然于1921年9月11日离开广州返沪。10月底，陈独秀始被免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

　　粤军返粤期间，粤汉铁路员工不与桂系当局合作，破坏桂军运兵车，有司机与炉工为此付出生命。粤军平桂，尤得广州工人助力，事后，陈炯明表示：“此次援桂，得劳动界诸君设一工界筹饷团，以血汗艰难辛苦所得来的工资，来帮助军事上的行动，唤起广东的民气；此次援桂所以奏效如此神速者，工界诸君之功不少，实非军人之力也。”他还讲道，“现在广东的工会已陆续成立，但是组织上还要注意。”注意什么呢？“原社会所以发生一种恐怖现象，此其恶根，皆由于现在经济社会制度尚许各个人有私有特权，因此而人类遂生出自私自利的念头。此种自私自利的念头，根本上可以动摇社会的秩序，结果使人类彼此相争相夺，其苦事实不知伊于胡底，若不将此项制度设法调剂，人类痛苦，实无可救药。希望工界诸君注意此事，将来设法去打破他（众鼓掌）：还有工人教育上、道德上应当努力去做功夫。”不同的人可以对这一讲话做出不同判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陈炯明认为社会贫富不均，社会经济制度有问题，同情工人处境，希望能够得到改善，还希望工人受到教育，提高觉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做了不少扶持劳工的工作，包括发展工会、保护劳工权益和调和劳资冲突。

　　广州在五四运动后，工潮增多，工会组织也大量出现，还出现更大的工会联合。1920年10月4日，由华侨工人黄焕庭等人筹组的中国机器总工会成立，它由许多工人俱乐部联合组成。随后，香港机器总会改名为“华人机器会”。先后成立的工会联合组织还有：工人合助社，互助总社（它的总理是谢英伯，规定社友必须是员，主张知识界和劳工界要互助，不要竞争，实行民生主义，下属23个工团，社友约2万人，开办有互助医院、互助学校、《互助日报》，在省内外多处设有支社），广东总工会（成员多为手工业行业工人），广东工会联合会。

　　陈炯明在广东主政之初，1920年12月29日，粤汉路工程部工人因欠薪举行的罢工，英德站路警开枪伤了数人，后经调处复工。陈大力支持设立行业工会。1921年2月4日，他批准成立广州织造土布工会。是月，广东土木建筑工会建立，会员4000多人。3月6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苏兆征等领导下，在香港成立，先后在上海、广州、汕头、香山等处设立分会。孙中山在4月18日对工人发表讲话，指出民生主义应当恢复工人人格及增进工界幸福。是月，东、西、北三江的小轮渡航运工人7000多人为要求增加工资而联合罢工，取得胜利。制帽、女伶、装设电灯线、机器工人、木行、工程师、土木行、车务、金银首饰等工会也相继成立。5月5日，广东总工会也随之成立，茶居工会是其主要属会。是年，可谓工人罢工不断，广州和香港的航运、铁路、机器、洋务等行业工人先后举行了十五次罢工。最紧要的是五六月间机器工人大规模的罢工，陈炯明两次出面调停。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非常大总统职后，伐桂势在必行。要伐桂，粤军必须有稳定后方，刚好这时广州出了状况。5月30日，广州机器厂黄焕庭、李德轩等人为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而发动罢工。他们串联长堤电灯厂、增埗自来水厂、石井兵工厂等处工人，将互劳俱乐部（梁一余组织，在江南大基头）、觉丝俱乐部（在广州江南尾同庆四街）等俱乐部联合组成广东机器工人维持会（主任马超俊），于6月9日发动要求改善工人、学徒生活待遇的罢工，参加者有一万多人。铁路工人也罢工，表示支持。在罢工前一天（8日），省长陈炯明、政务厅长古应芬再次出面调停，函召广东机器商务联益公会、机器工人维持会各派代表赴省长公署协商。陈在会上说：“机器罢工问题，已发生多日，久未解决，殊于大局有碍。兄弟前（5月31日）已拟就调处办法数则，闻诸君亦各相持不让。故特再请诸君来商一解决之法。诸君不论为东家（指厂主），抑为西家（指工人），均有密切之关系。今之东家，有由西家出身者，亦有西家将来为东家者。如兄弟今日为省长，下职后，或退而作工，而诸君不作工时，或亦为省长。故宜和衷共济，各相体谅，以图进步。”陈不主张阶级斗争，企图以政府中立地位调处劳资冲突，此方法至少在国内为首创。他发言后，双方讨论多时，仍无结果，遂将5月31日第一次会议中所拟订的调解方案，再作修改，以新方案供讨论。此新方案为，（1）每日作工时刻定为9时，仍定8时者仍旧。（2）每年例假日定位8日，照给工资。星期日休息，不给工资，如开工，则以双工计。（3）工价拟定五毫以下者，加四（四成，即百分之四十），五毫以上至壹元者，加三；壹元以上至二元者，加二；二元以上者，一律加一。对于这一方案，据香港《华字日报》记述，厂主与工人态度是：“第一事双方似无异议，但东家方面，主张须另订作工细则，始能照办；而西家方面，则云尚须向同业布告。第二第三两事，在众方面是仍未满意。然以上三种方法，以9时制为根本。今时刻既双方均无异言，则其他例假日问题，不过枝节，当较他事较易解决也。”续谓：“又工人方面，最注意者为公用各机关，如三大铁路及电力公司、自来水局、造币厂、士敏土厂等等，今陈省长既已一律令其遵守所拟办法，则罢工问题可谓已得圆满之答复。此外河南各商厂总尚有一二小问题，尚须研究，然解决亦指顾间事。如此滔天泛滥之罢工潮，得以最和平之手段了结之，不可不谓粤局之大幸也。”

　　1921年6月13日，广州机器工人复工。《华字日报》在15日的评论中写道：“此项风潮现已宣告结束，其结果仍是工人占胜利也。”这次罢工是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是广州劳工运动的重大事件。据载，它还得到国际者发动和资助以及广东人的支持，是罢工胜利的关键。当工潮尚未结束时，13日，陆荣廷下令三路向广东进军。陈炯明显然是考虑到地方安定，于15日布告禁止罢工，事开始，至9月30结束。此间，省务、后方防务分别由古应芬、邓铿负责处理。

　　在陈炯明离省暨返省迄次年4月辞职之前，广州的工会组织不断发展，间或亦有罢工事件发生。如1921年6月，黄艺传等人发动手工业工人组成“工人合作社”。7月16日，广州烟丝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8月16日，广东土木工人二万人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广州市公安局逮捕了38人，工人大愤，八千罢工者包围市公安局达两昼夜，迫使市公安局放人。经省方调停，工人日工资由4毫增至6毫。在7月间成立后，为推动工人运动，于8月间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其南方分部设在广州。10月23日，吴铁城、马超俊、谢英伯、黄焕庭等支持的广东省总工会成立，下属30多个手工业工会，有会员数万人。是月，广东机器工人曾致港督与轮船业主，劝他们不要援助桂系。11月7日，陈炯明返抵广州。同日，广州市政厅布告，要求各工会嗣后幸勿纠众滋事，逾越法轨，致于查纠解散。11月，广三铁路工人因反对路局无故开除职员关某而罢工，罢工持续了10天，省署接受工人要求后工人复工。19日，广州土、洋木工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得到各工团的支持。21日，广州车衣工人罢工取得胜利，资方允加工资五分之一，日减少工作2小时。26日，工界集会欢迎陈炯明征桂凯旋，陈发表感谢工界支持的演说，既如前揭。是月，广东草席总工会、新旧土洋衫工会、洗衣工会、锯木工会、漆器工会先后成立。12月17日，广州纸业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取得胜利。23日，广州排字、印刷工人罢工，要求加薪五成，致广州各报停刊。后经陈炯明调停，资方允加薪四成。27日复工，报刊恢复出版。年底，警察无理扣押洋服工人，工人史迹“如敢造谣滋事，拿究不贷。”21日，伐桂战合助社曾发动一万多名工人在广州第一公园集会，并包围了市公安局和审判厅，伍廷芳下令放人后始平息。是年，广东支部派杨殷、刘尔崧负责省内工人运动；刘尔崧、阮啸仙、罗绮园、梁九、张瑞成、蔡葛民在广州开展工作；梁复燃、王荩寒在佛山开展工作。五四运动后，由于工会组织蓬勃发展，资方组织的商会、商业公会、华侨工业联合会、商团等也加强了组织和活动，以谋对应。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民声》也在广州复刊，并出刊《民风》。

　　“海总”在1921年3月6日成立后，代表一万五千多名海员会员的诉求，曾在9月和11月两次向各轮船公司提出，从该年1月开始，增加三成工资，并要求资方承认工会代表工人的权利。但资方不予理会。1922年1月，“海总”第三次提出要求，资方又不答复。于是，一千多名海员工人在12日开始罢工。一周内罢工工人达六千人，海运、江运几全部停航。16日，港英当局宣布。18日，罢工海员转至广州，19日已达五千多人。他们受到广州工人的热情接待。在西濠口，设立了海员罢工总办事处，苏兆征任总务主任。罢工海员大队伍还到省署、致敬。罢工海员宣告，如果香港船主不让步，全体罢工工人将赴桂林参加孙中山北伐部队，永不返回香港工作。2月9日，广东支部发表《敬告罢工海员》书，号召工人要团结团体，坚持到底，严守秩序，注重自治。广东支部通过苏兆征等党员，实际领导了罢工运动，并成立香港罢工后援会，向外地发动募捐。海员罢工得到港岛工人及内地城市支持，纷纷组织后援会。广东全省有二十七万名工人捐一天工资资助罢工海员。

　　海员罢工开始时，港英当局拒不妥协，认为罢工具有政治性质，故袒护船主，意图粉碎工潮。2月1日，港督史塔斯下令封闭海员工会，摘除“海总”招牌，宣布取缔三人以上集会。此举惹怒其他行业工人，香港机器、运输、仓储等数十个行业实行同盟罢工，罢工总人数达十万人以上。在广州，突然增加大量人口，也带来诸多问题，经济问题尤为突出。除了工业品生产、运销受影响外，抵广州的罢工海员达十四万人之众（为免工人无所事事，曾组织部分工人修筑道路），食宿都成问题。广州米价大涨。陈炯明于2月上旬成立“粮食救济处”，由惠州、广西等地运米接济广州。陈对罢工仍主调和，认为纯属经济问题，不应目之为政治行动，应以对待经济的方法对付之，乃于2月下旬派交涉局长李锦纶赴沙面与英驻广州总领事詹美生协商，探求解决办法。詹美生亦有意尽快解决，答应亲赴港帮助调解事宜。

　　’港督鉴于海员罢工以来的种种困难，认识到长此以往，终无了局，先后委托华商总会、华工总会等团体调停，愿与海员工会代表谈判。经陈炯明、广东总商会从中做工作，2月15日，海员工会派出苏兆征、林伟民等四人为代表赴港谈判，但进展不大。3月4日，英军在九龙沙田开枪打死步行回广州的3名工人、伤8人，是为“沙田惨案”。惨案发生后，罢工办事处迅速提出强烈抗议；陈炯明也为这些“广东公民”被惨杀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抚恤死难者家属。总同盟罢工迅速扩大。3月5日，海员代表与港英政府代表及各船东代表磋商，达10小时之久，达成复工协议，主要内容是：（1）取消封闭海员工会和运输工会的命令，向工会赔礼道歉，挂回工会的牌子。（2）释放被捕工人。（3）抚恤死难者每人一千元，并补偿受伤者。（4）海员工资每月增加15%～30%。（5）罢工期间工资照付。6日，海员代表返回广州开会报告，说所提九条件全为船东接纳。陈炯明被邀到会上致训词，多训勉工人之语。回署时群众欢声雷动，高呼口号，并燃放鞭炮。

　　在处理完海员罢工工潮之后，陈炯明的日子愈来愈不好过：他与孙中山的紧张关系，已接近崩溃的临界点。尽管如此，他还是一如既往，继续支持工人建立行业工会。有据可查的，如他批准建立广州市织造土布工会（1922年2月4日）、广东土木建筑工会（2月）、广州茶居工会（3月2日）。1921年2月广州建市，次年黄炎培来广州参观，回去后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为《一岁之广州市》，内谓广州“一方提倡工会，一方劝诫罢工，同时盛倡工人教育，设立工人补习学校”。当时向政府正式注册的工会，已有一百三十多家，工人超过三十万人之数。在陈炯明等人拟订的广东“省宪”的草案中，原有“特别保护劳工”的条文，后为省议会的多数保守派所删除。

　　陈炯明与广东支部的成员可以友好相处，但他与孙中山的关系却已走到尽头。3月21日，邓铿被刺殒命。4月21日，孙中山免去陈炯明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等职务，当日陈率总司令部人员退返惠州。延至6月16日凌晨，陈部叶举、熊略等发动兵变。孙被逐走后，8月15日陈重返广州，复任粤军总司令。此后四个月时间，陈不担任行政职务，自然不再涉及工会与工运之事。不过，他与广东支部的人，包括他曾经提携过的同乡彭湃，仍友好如初。

　　孙中山免去陈炯明职务后，任命伍廷芳为广东省省长。伍在1922年6月23日病故。省署长官数月内虽有人事变动，但社会秩序变化不大。5月1日，广州工人在市立第一公园、东园两处举行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举办及参加单位有广东省总工会、机器总会、中华工会、工人互助社、华侨工业联合总社等200多个工人团体。外省参加者有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邓中夏、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谌小岑、上海海员代表朱宝庭等十多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会上发表演说，青年团中央代表张太雷也作发言。会后由谭平山为前导，举行。者高呼“工作八小时”“劳工神圣”“破除资本制度”“不劳动者不得衣食住”等口号，可谓极一时之盛。接着，从5月1日至6日，在广州河南机器总工会礼堂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由中国劳动组合部发起，该部南方分部具体筹办，出席代表一百六十二人，代表一千多个工会，有会员三十多万人。代表来自十二个城市，、、无政府主义者、无党派人士都有代表参加。参加者有：中国劳动组合南方分部代表谭平山、张瑞成、冯菊坡、刘尔崧、梁复燃；广东总工会黄焕庭；广东机器总工会邓汉兴、李占标、黄裕谦；车务同业公会潘兆銮；石井兵工厂罗珠，以及来自江门、潮汕、香港工团总会，中国海员工会代表苏兆征、林伟民，还有谭天度、陈独秀等。大会由张国焘主持，谭平山报告大会筹备经过及致闭幕词，张太雷也讲了话。大会讨论了工人阶级参加民主革命，成立全国总工会、清除行帮观念、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大会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援助罢工、工会组织以产业组合为原则，铲除工界虎伥等十项议案，接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大会决定第二次大会于明年5月在汉口举行。在全总成立以前，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总通讯机关。5日（按，他书作2日）孙中山接见了大会代表。会后代表们赴港交流经验。7月16日，在上海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封，机关迁北京。

　　据载，1922年5月11日“全国劳动联合大会”连日在广州开会。中华工会总会提交四项提案：（1）组织永久全国劳动大同盟；（2）普及劳工教育；（3）制定工会法；（4）承认广州政府为中央正式统一政府。此时陈炯明在惠州，但与广州联系未断。4月24日，《广东群报》记者访问了陈。5月24日，陈接见了两位工人代表，勉以三事：办好工会，培养工人骨干，办理消费合作社；并函复各工团。为促陈返省，伍廷芳、汪精卫、居正、程潜、魏邦平、古应芬、罗翼群等大员纷纷赴惠游说。陈独秀在陈公博陪同下亦有惠州之行。兵变后，陈炯明于1922年8月15日重返广州。28日，省议会选陈席儒任省长。在陈炯明返省之前，11日，广州电力、自来水、铁路、石井兵工厂工人在9日、10日发起同盟罢工，要求陈部撤出广州，其间有两名工人被杀。9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由冯菊坡、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等在广州惠福中路玉华中约20号之二楼设立办公处，下设爱群通讯社，出版《星期报》（次年停办）及出版《ABC》《阶级斗争浅说》等书刊。是月底，阮啸仙等还在广州出版《珠江评论》。该刊昌言反帝、反军阀，倡导社会主义，旋被封禁。广州机器工会是本地最大的工会组织，所属多为现代企业，该会在争取工人权益过程中，经过半年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资方答应工时每日为9小时，星期日休息，每年例假8天，最低日工资为1元，并规定伤、病、死亡的保险办法。在10月上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曾发动一百零九个工会，通电拥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8月间拟订的《劳动法大纲》，要求政府立即颁布施行，但无下文。迨1923年1月中旬“西路讨贼军”迫近广州，陈炯明以无法维持，乃宣布“下野”，陈部粤军撤往粤东惠潮梅地区。随着2月间孙中山在广州第三次开府，推行联俄容共政策，广州地区的工会组织与工人运动，开启了一个全新局面。

　　20世纪20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时期，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快速冲击中国社会。经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无产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公开宣传社会主义，组织团体，在他们的领导下，劳工运动由自发斗争提升为自觉的解放运动。广东地区因为历史与地缘因素，得风气之先，工会组织与劳工运动在执政者“扶持劳工运动”政策的影响下，得到迅速发展，一时成为中国工人运动中心，工人阶级也成为国民革命举足轻重的力量。这段历史，是建党百年史不可或缺的篇章。本文试图对这一时段省港工人组织与劳工运动作一些复述，谬误之处，希望能得到读者指正。